人口學泰斗、91歲的廣州人鄔信用貸款滄萍接受記者專訪。
  觀點:放開咖啡機單獨二胎將使人口自然增長率增至6%~7%
  他創辦了我國第一個人口研究機構、第一個人口學系、第一份人口學學術期刊、第一個國際人口學培訓機構。作為中國人口學與老年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,已91歲高齡的學者鄔滄萍見證了新中國生育政策的變遷歷程。1979年,他向國務院寫了第一份人口研究報告,提出控制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;十年前,他就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座談會上提醒,“一胎政策”是一代人的政策,2010年後可以適度放開西服生育二胎;2013年,中央決定啟動“單獨二孩”政策,鄔滄萍告訴本報記者,“時機已到,應該有計劃放鬆計劃生育了”。
  近日,鄔滄萍在北京的住所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。年逾九十,鄔滄萍依舊精力旺盛,他上午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,午休後與出版人員會面商討出房屋二胎新書事宜,緊接著又接受了記者採訪。計劃生育那些事,他都經歷過,研究過,時至今日,依舊在關註,仍然想推動。聽他娓娓道來,中國人口為世界之最,其生有序,則萬物兼濟;其老有安,則天下太平。文/圖 本報記者練情情  實習生李聖南
  1949年~1978年

  第一次人口普餐飲設備查多出兩億人
  “1949~1953 年這一階段,政府對生育及人口增長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,並出台了限制避孕和婦女流產的政策,鼓勵人們生育。1953年,衛生部還一度通知海關禁止進口避孕藥和用具。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出爐,人口數遠高於預期,從中央領導到學術界都提出一些節制生育的觀點。但是“大躍進”及隨後的大饑荒,再次改變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方向。”
  記者:鄔老師,您在香港做過公務員,在美國讀MBA,解放後毅然學成歸國。您當時是怎樣與人口學結緣的?
  鄔滄萍:我是廣州人,原來在廣州嶺南大學念經濟學,在紐約大學讀MBA,後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統計學,拿了PHD,也是研究經濟的。我在研究北京國民經濟收入這個問題的時候,就發現中國跟外國差別太大了。當時全世界也剛開始研究GDP,中國那時還沒人算過這個。我和在美留學生一起參加討論會,研究中國跟世界的人均國民收入比較,發現中國跟美國整整差了70倍。中國近代經濟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,那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才36美元,僅夠在美國修一個學分的錢。當時我就已經意識到,人口太多,資源匱乏,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。
  回國沒多久,我就見證了新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人口問題大討論。1954年,我參加了第一次人口普查。當時大家估計中國人口只有4億,結果查出來有6億,已經是世界第一了。那時候一個婦女平均生五六個孩子。當時中國還在模仿蘇聯。蘇聯一貫主張,越是發達國家,越是社會主義,社會主義搞得好,那人口也應該增加,所以當時沒有採取控制人口的措施。但很多社會學、人口學的知識分子都提出要控制人口,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,比如李景漢、吳景超、陳達、費孝通、潘光旦等。北大校長馬寅初發表了《新人口論》,系統闡述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思想,一些國家領導人也表示同意控制人口增長。但遺憾的是,1957年的“反右擴大化”終結了正常的學術討論,人口問題成了學術“禁區”,誰也不敢再碰這條“高壓線”。
  這樣,人口就快速膨脹。以前是生得多,死得多,後來呢?生得多,死得少,平均主義,個個都有飯吃。問題很嚴重,一個人生六七個,第二代、第三代也這麼生,就不得了啦。到80年代,生出了3億人,都是年輕的新人口。有些人還是生育的主力,3億婦女,一人生兩個,就是6億,一人生3個就是9億。
  1978年~2010年

  從提倡一胎到只能一胎
  “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政府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。1978年以後計劃生育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。生育政策推行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。主要內容及目的是:提倡晚婚、晚育,少生、優生,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。”
  記者:政府從什麼時候開始重視人口問題?
  鄔滄萍:事實上,1964年,國務院就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,由國務院秘書長擔任主任。我記得,1971年,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,就被聯合國要求廣泛參與各類問題的研討會。這時,人口問題已經是世界三大難題之首,排在“貧困”和“污染”前面。聯合國要求中國參加第三次國際人口會議。開會要準備會議材料,國家計委從人民大學臨時抽調了一部分老師從事這項工作。我因為有留學背景,外語底子好,而且懂統計,就被選入了研究隊伍。
  1974年人口會議結束後,中央決定在人大成立專門的人口研究機構。當時,多數老師還有顧慮,不願意繼續從事人口研究,我是自願選擇留下來繼續從事人口研究工作,從此與人口學結下不解之緣。
  記者:我仔細看了1979年您向國務院寫的人口研究報告《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》,其中關鍵一點建議是“大力禁止三胎,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”。那麼,對於生育二胎,您是支持還是反對的意見?
  鄔滄萍:1979年,我們人口所在河北一些地區做了一些實地調查,並對中國人口作了第一次預測。我和另外兩個同事向國務院寫了第一個人口研究報告《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》。這個報告先後被登在中央內部通報和內參上,也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後散髮。
  我們當時拿出的比較切實可行的方案是:千方百計杜絕一對夫婦生育三個和三個以上孩子,大力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。然後逐年均勻地做到二十世紀末城市有一半家庭只要一個孩子,農村能有四分之一家庭只要一個孩子。
  對於生第二個孩子,我們的意見是不提倡,不反對,供大家自由選擇。當時這個方案,中央也考慮了,不過還是很嚴,名義上是提倡一個,實際只能生一個。
  記者:從鼓勵生到只能生一個,政策會不會一下子收得太緊了?
  鄔滄萍:說是提倡生一個,執行起來,當時的做法差不多就是“一律”了。改革開放以來,中國計劃生育取得巨大成就,少生了三四億人,被稱作“人口奇跡”。但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,主要從宏觀著眼,考慮長遠利益,而對當時個體的利益考慮不多。在嚴格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過程中,全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,也產生了相應的社會問題,比如現在日益嚴峻的出生性別比失調。
  2010年~2013年

  從雙獨二胎到單獨二胎
  “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獨生子女已經到達適婚年齡,在許多地區,特別是經濟較發達的城市,計劃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調整。符合特殊情況者,由夫妻雙方共同申請,經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審批,可按人口計劃及間隔期規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,其中就包括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情況。十八屆三中全會後,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也啟動實施了。”
  記者:“一胎”政策,當時說是一代人的政策?
  鄔滄萍:是的,1980年開始,到2010年。當年採取“一胎”政策是不得已,但三十年後,政策就可以變動了。也有人說要堅持到底的,堅持幾代人,堅持到我們的人口降到六七億。這樣太緊了,讓人家沒有選擇的自由,我是強烈反對的。但是選擇是要有限度的,在中國,人太多了,整個社會就承受不了。所以我們的集體利益跟個人利益要兼顧。所以我一直都很贊成照顧大家的選擇,也照顧到國家的利益。
  現階段,中國的生育率水平長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,我在中國人口戰略會議上多次提出在2010年後可以適度放開生育二胎。中央也考慮過,但擔心一旦放開,幼兒園、產房解決不了。但有些地方是慢慢放開了,不是一下子全放開。
  根據我們現在的估計,城鄉居民一對夫婦平均生1.6個孩子,要是都生兩個的話,長期來說,就達到平衡了。但情況不能統一,有些人超生,有些人不孕。
  記者:很多發達國家,生育率都很低,像日本、歐洲。現在中國的經濟也發展起來了,GDP排世界第二,人們靠生孩子養老的觀念也轉變了。
  鄔滄萍:會自發少生,城市已經是這樣。但農村還是窮。凡是貧困的地方,人口還是多,多生個孩子,能防老。我們現在發展還是第一位的,發展好了,養老就不怕。在農村,一個人養活兩個人很難,經濟發展了以後,一個人養十個八個都沒問題。國外,人家養多少個都沒問題,但還是不願意養。我們第一位還是要發展生產,不能長期靠廉價勞動力,要提高勞動生產率,用很少人,生產足夠的物質滿足人們的需求。其他的人可以搞科學研究,搞精神文化,發展服務業。
  記者: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,中央曾委托人民大學做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調研,主要針對放開“單獨二孩”政策。你怎樣評價放開“單獨二孩”?
  鄔滄萍:“單獨二孩”應該放開。市場經濟要調動積極性,不計劃不行的最緊張的階段已經慢慢鬆了。我們開了很多會,都提倡要有計劃放鬆計劃生育。
  放開“單獨二孩”會多生多少人?很多人也研究了,不會帶來很大影響。我們現在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到5%,可能稍微會增加到6%~7%,那我們達到零增長就會稍微推遲。中央作出這個決定是實事求是的。我還是堅持我原來的主張,提倡一個,杜絕三個,兩個可以自由選擇。
 
(編輯:SN09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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