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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學泰斗、91歲的廣州人鄔信用貸款滄萍接受記者專訪。
　　觀點：放開咖啡機單獨二胎將使人口自然增長率增至6%~7%
　　他創辦了我國第一個人口研究機構、第一個人口學系、第一份人口學學術期刊、第一個國際人口學培訓機構。作為中國人口學與老年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，已91歲高齡的學者鄔滄萍見證了新中國生育政策的變遷歷程。1979年，他向國務院寫了第一份人口研究報告，提出控制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；十年前，他就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座談會上提醒，“一胎政策”是一代人的政策，2010年後可以適度放開西服生育二胎；2013年，中央決定啟動“單獨二孩”政策，鄔滄萍告訴本報記者，“時機已到，應該有計劃放鬆計劃生育了”。
　　近日，鄔滄萍在北京的住所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。年逾九十，鄔滄萍依舊精力旺盛，他上午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，午休後與出版人員會面商討出房屋二胎新書事宜，緊接著又接受了記者採訪。計劃生育那些事，他都經歷過，研究過，時至今日，依舊在關註，仍然想推動。聽他娓娓道來，中國人口為世界之最，其生有序，則萬物兼濟；其老有安，則天下太平。文/圖 本報記者練情情  實習生李聖南
　　1949年~1978年

　　第一次人口普餐飲設備查多出兩億人
　　“1949～1953 年這一階段，政府對生育及人口增長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，並出台了限制避孕和婦女流產的政策，鼓勵人們生育。1953年，衛生部還一度通知海關禁止進口避孕藥和用具。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出爐，人口數遠高於預期，從中央領導到學術界都提出一些節制生育的觀點。但是“大躍進”及隨後的大饑荒，再次改變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方向。”
　　記者：鄔老師，您在香港做過公務員，在美國讀MBA，解放後毅然學成歸國。您當時是怎樣與人口學結緣的？
　　鄔滄萍：我是廣州人，原來在廣州嶺南大學念經濟學，在紐約大學讀MBA，後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統計學，拿了PHD，也是研究經濟的。我在研究北京國民經濟收入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就發現中國跟外國差別太大了。當時全世界也剛開始研究GDP，中國那時還沒人算過這個。我和在美留學生一起參加討論會，研究中國跟世界的人均國民收入比較，發現中國跟美國整整差了70倍。中國近代經濟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，那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才36美元，僅夠在美國修一個學分的錢。當時我就已經意識到，人口太多，資源匱乏，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。
　　回國沒多久，我就見證了新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人口問題大討論。1954年，我參加了第一次人口普查。當時大家估計中國人口只有4億，結果查出來有6億，已經是世界第一了。那時候一個婦女平均生五六個孩子。當時中國還在模仿蘇聯。蘇聯一貫主張，越是發達國家，越是社會主義，社會主義搞得好，那人口也應該增加，所以當時沒有採取控制人口的措施。但很多社會學、人口學的知識分子都提出要控制人口，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，比如李景漢、吳景超、陳達、費孝通、潘光旦等。北大校長馬寅初發表了《新人口論》，系統闡述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思想，一些國家領導人也表示同意控制人口增長。但遺憾的是，1957年的“反右擴大化”終結了正常的學術討論，人口問題成了學術“禁區”，誰也不敢再碰這條“高壓線”。
　　這樣，人口就快速膨脹。以前是生得多，死得多，後來呢？生得多，死得少，平均主義，個個都有飯吃。問題很嚴重，一個人生六七個，第二代、第三代也這麼生，就不得了啦。到80年代，生出了3億人，都是年輕的新人口。有些人還是生育的主力，3億婦女，一人生兩個，就是6億，一人生3個就是9億。
　　1978年~2010年

　　從提倡一胎到只能一胎
　　“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政府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。1978年以後計劃生育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。生育政策推行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。主要內容及目的是：提倡晚婚、晚育，少生、優生，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。”
　　記者：政府從什麼時候開始重視人口問題？
　　鄔滄萍：事實上，1964年，國務院就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，由國務院秘書長擔任主任。我記得，1971年，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，就被聯合國要求廣泛參與各類問題的研討會。這時，人口問題已經是世界三大難題之首，排在“貧困”和“污染”前面。聯合國要求中國參加第三次國際人口會議。開會要準備會議材料，國家計委從人民大學臨時抽調了一部分老師從事這項工作。我因為有留學背景，外語底子好，而且懂統計，就被選入了研究隊伍。
　　1974年人口會議結束後，中央決定在人大成立專門的人口研究機構。當時，多數老師還有顧慮，不願意繼續從事人口研究，我是自願選擇留下來繼續從事人口研究工作，從此與人口學結下不解之緣。
　　記者：我仔細看了1979年您向國務院寫的人口研究報告《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》，其中關鍵一點建議是“大力禁止三胎，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”。那麼，對於生育二胎，您是支持還是反對的意見？
　　鄔滄萍：1979年，我們人口所在河北一些地區做了一些實地調查，並對中國人口作了第一次預測。我和另外兩個同事向國務院寫了第一個人口研究報告《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》。這個報告先後被登在中央內部通報和內參上，也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後散髮。
　　我們當時拿出的比較切實可行的方案是：千方百計杜絕一對夫婦生育三個和三個以上孩子，大力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。然後逐年均勻地做到二十世紀末城市有一半家庭只要一個孩子，農村能有四分之一家庭只要一個孩子。
　　對於生第二個孩子，我們的意見是不提倡，不反對，供大家自由選擇。當時這個方案，中央也考慮了，不過還是很嚴，名義上是提倡一個，實際只能生一個。
　　記者：從鼓勵生到只能生一個，政策會不會一下子收得太緊了？
　　鄔滄萍：說是提倡生一個，執行起來，當時的做法差不多就是“一律”了。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計劃生育取得巨大成就，少生了三四億人，被稱作“人口奇跡”。但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，主要從宏觀著眼，考慮長遠利益，而對當時個體的利益考慮不多。在嚴格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過程中，全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，也產生了相應的社會問題，比如現在日益嚴峻的出生性別比失調。
　　2010年~2013年

　　從雙獨二胎到單獨二胎
　　“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獨生子女已經到達適婚年齡，在許多地區，特別是經濟較發達的城市，計劃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調整。符合特殊情況者，由夫妻雙方共同申請，經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審批，可按人口計劃及間隔期規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，其中就包括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情況。十八屆三中全會後，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也啟動實施了。”
　　記者：“一胎”政策，當時說是一代人的政策？
　　鄔滄萍：是的，1980年開始，到2010年。當年採取“一胎”政策是不得已，但三十年後，政策就可以變動了。也有人說要堅持到底的，堅持幾代人，堅持到我們的人口降到六七億。這樣太緊了，讓人家沒有選擇的自由，我是強烈反對的。但是選擇是要有限度的，在中國，人太多了，整個社會就承受不了。所以我們的集體利益跟個人利益要兼顧。所以我一直都很贊成照顧大家的選擇，也照顧到國家的利益。
　　現階段，中國的生育率水平長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，我在中國人口戰略會議上多次提出在2010年後可以適度放開生育二胎。中央也考慮過，但擔心一旦放開，幼兒園、產房解決不了。但有些地方是慢慢放開了，不是一下子全放開。
　　根據我們現在的估計，城鄉居民一對夫婦平均生1.6個孩子，要是都生兩個的話，長期來說，就達到平衡了。但情況不能統一，有些人超生，有些人不孕。
　　記者：很多發達國家，生育率都很低，像日本、歐洲。現在中國的經濟也發展起來了，GDP排世界第二，人們靠生孩子養老的觀念也轉變了。
　　鄔滄萍：會自發少生，城市已經是這樣。但農村還是窮。凡是貧困的地方，人口還是多，多生個孩子，能防老。我們現在發展還是第一位的，發展好了，養老就不怕。在農村，一個人養活兩個人很難，經濟發展了以後，一個人養十個八個都沒問題。國外，人家養多少個都沒問題，但還是不願意養。我們第一位還是要發展生產，不能長期靠廉價勞動力，要提高勞動生產率，用很少人，生產足夠的物質滿足人們的需求。其他的人可以搞科學研究，搞精神文化，發展服務業。
　　記者：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，中央曾委托人民大學做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調研，主要針對放開“單獨二孩”政策。你怎樣評價放開“單獨二孩”？
　　鄔滄萍：“單獨二孩”應該放開。市場經濟要調動積極性，不計劃不行的最緊張的階段已經慢慢鬆了。我們開了很多會，都提倡要有計劃放鬆計劃生育。
　　放開“單獨二孩”會多生多少人？很多人也研究了，不會帶來很大影響。我們現在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到5%，可能稍微會增加到6%~7%，那我們達到零增長就會稍微推遲。中央作出這個決定是實事求是的。我還是堅持我原來的主張，提倡一個，杜絕三個，兩個可以自由選擇。
 
（編輯：SN091）